我国板栗的人工栽培历史源远流长，分布广泛。据考古发现，从半坡遗址中出土大量食用的栗子；河姆渡遗址中也发现了锥栗遗存，说明6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长期将栗子坚果充作主食，由此可见，在远古时代，栗子是人类生存的重要食物。之后，有关幽燕板栗的记载一直延续至今，由甲骨文中的“栗”字断定，栗果在殷商时代人类生活中也已具有一定的地位。

    原产我国的栗子在《诗经》等众多先秦文献中都有著录，反映在我国历史的早期，栗已被视为珍贵的果品。古籍中的“栗”，一般指壳斗科栗属的栗，往往也泛指产于我国的3种栗属植物，即除栗外，也兼指锥栗和茅栗。例如：《蜀本·图经》在“栗”篇列举出“板栗”“锥栗”“茅栗”等名称，并说它们的区别在于坚果的大小与形状。《诗义疏》曰：“栗五方皆有，周秦吴扬特饶。唯渔阳范阳栗，甜美长味，他方不及也。倭韩国上栗大如鸡子，亦短味不美。桂阳有栗丛生，大如杼。”古人流传的“栗木生谷，一种千收”对栗子的种植目的和意义刻画得淋漓尽致，包含着“木本粮食”的寓意。   

 据史料记载，我国商代就形成了以农田为中心的农业经济体系，考古证明当时的大小官吏均有圃、囿，和果主要仍依赖于栗，且栗成为果树的代称。《河北省林业志》载：“在两千多年前河北省栽植的栗树和枣树，面积大，且果品质好，已在群众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灾荒之年，群众多以枣、栗维持生活。”这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河北一带人工栽培的板栗已占人类利用栗的主导地位，自此已不再完全依赖于天然林。 汉代及其以前，板栗的人工栽植，主要是在社稷坛、宗庙陵园、路寝宫室周边植栗。 到南北朝时，人工植栗已被官府所重视了。《梁书·沈瑀传》：“永泰元年，为建德令，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欢悦，顷之成林。”此时栗虽自然分布广博，地产不休，但人工栽培方兴未艾，并开始受到官府的重视。由于大量的人工栽植，自然界中形态各异的野生种得以人工驯化和筛选培育成为栽培品种，也为后来各大农书提供了研究的物质条件。 《韩子》曰：秦饥，应侯谓王曰：“五苑之果，疏橡枣栗，足以活人，请发与之。”《三秦记》曰：“汉武帝果园，有大栗，十五枚为一升。”《华山记》曰：“西山麓中有栗林，艺植以来，萧森繁茂。”郦道元《水经注》曰：汝南湾中有地数顷，上有栗园，栗小，殊不竝固，安之实也。”由此看来，此时的栗园已不再是放任生长，“艺植”以求“繁茂”，作为果园而非自然状态的森林园艺化管理开始出现，经济的栽培方式亦开始显现。    宋朝以汴梁为都，将新开发的南方与传统农业区北方连接起来，遂无饥馑之忧，人们吃栗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糖炒栗子应运而生。 明朝统治者十分注重栗等果树的栽种，规定农家除种植粮食作物之外，必须随土所宜兼种栗树等，积极推动栗等果木业的发展，也是我国人工栽培板栗最盛时期。《河北通史》载：明太祖朱元璋非常注重板栗等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了推动各地发展经济作物种植业，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正月，朱元璋指示五军都督府：“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受明朝的影响，清政府对各地板栗等果树的发展也较为重视，也曾多次鼓励农民栽种板栗等果树。因有了大面积的人工栗园，品种选育被种植者所注重，有关优良品种的记载越来越多。从史书、诗词歌赋及其他文学作品中把栗作为粮食的代称看，栗在战国秦汉之时是古人的主食，后一直没有被放弃。在受到人为破坏之时，也被人为恢复，所以才出现了大量的人工板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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